所谓的“网红食品”可能违法添加了非食品原料，没有经营资质却在网上卖出了“爆款食品”;所谓的“代购”进口食品可能只是一个虚假包装……

在互联网消费变得极为普遍的当下，消费者如何避免网购食品的那些“坑”?北京互联网法院运用互联网审理模式，让网上违法行为“原形毕露”，为消费者解决诉讼难问题。

网售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屈某在刘某开设的网店购买了法国鹅肝酱。该店铺称其售卖的鹅肝酱是从香港购买的法国出口产品，但屈某发现该产品标签标注的国内经销商信息为虚假信息且其标注的“产品原产国为法国”违反了我国相关禁令，遂对刘某进行起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北京互联网法院发现该店铺的经营者刘某并没有获得食品经营许可，也无法提供涉案产品许可进口的证明文件以及检验检疫证明。庭审过程中刘某均以香港代购为理由回避上述问题，既无法对香港代购产品为何会标注大陆经销商，以及经销商信息为虚假内容等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又主张其作为代购者无需取得经营许可。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刘更超表示，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所谓“代购”的经营模式往往存在大量的违法经营行为，比如无证无照经营、食品来源不明、没有中文标签、食品本身不符合我国的安全标准等，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颖指出，网售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北京互联网法院自2018年9月9日成立以来，截至2019年6月21日，共受理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3032件，占比12.37%;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案件104件，占比0.42%。在受理的上述两类案由中，涉网售食品类案件占比高达73%。

互联网审理模式提高效率

刘更超表示，近年来，网售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代购”之名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违法添加非食品原料;预包装食品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滥用食品添加剂现象频发;违反食品进口禁令，经营相关违禁食品现象有所抬头等。

“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许多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认为自己是代购就可以不需要经营许可、产品可以没有中文标签、可以不说明产品来源，甚至有一些打着C2C业务的幌子进行直邮，将不符合我国规定的食品带到境内来卖。”刘更超说。

此外，互联网案件涉事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互联网法院自成立以来，涉诉当事人一方或一方以上为非北京主体的案件占比77.7%，遍布全国近200个城市。

针对这一特征，北京互联网法院实行互联网审理模式，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就能完成整个诉讼活动。

一方面，建立了大幅降低成本的诉讼机制，让起诉、立案、送达、举证、开庭、裁判等环节全流程在线，提高了司法运行效率和司法公开度。

比如，电子诉讼平台的建立为司法工作增添“夜间模式”。据不完全统计，电子诉讼平台自挂牌以来访问量已超过4500万人次，实现当事人立案申请100%递交。

另一方面，打通法院电子诉讼平台与电子商务企业、网络运营商、相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数据壁垒，使得身份核实、证据提取、信息流转均可在线上直接完成，真正实现跨地域信息共享、业务协同。

多管齐下：谨防掉进“消费陷阱”

刘更超表示，与传统案件不同，互联网诉讼中，网购过程中产生的证据都在网上。“与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对接，建立线上协查机制，比如开通阿里旺旺，确认活跃旺旺账户可以作为送达地址，显著提升了网络购物案件送达实效。”

网售案件也给互联网法院带来新挑战，比如跨区域办案涉及各地标准规定不统一的问题如何协调处理，网售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不在一个地方，不适用属地管辖如何判定等。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食品销售，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议，电商平台应运用技术手段整合商家信息，对不合规的内容进行风险警示，及时清理整治问题商户。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负责人刘书涵表示，要加大对经营者资质的审核力度，建立定期核验更新和跟踪记录机制，对以“C2C”“海外代购”为宣传点的店铺进行严格审查，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查找食品质量风险。

刘更超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多部门之间的联动，共同制定相关食品安全规则和标准，突破现有治理模式，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信息共享。

专家建议，消费者要加强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辨别能力，尤其要防范微信、微博、电商等平台的代购、网红自制食品等新形式、新玩意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要为了“尝鲜”“跟风”而掉进“消费陷阱”。新华社记者阳娜、鲁畅、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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